原标题:金门副县长批赖清德太鲁莽 感叹在台湾高喊“我是中国人”却成异类

吴成典的办公室内挂着一张金门与厦门地区关系图(图片来源:中评社)吴成典的办公室内挂着一张金门与厦门地区关系图(图片来源:中评社)

[环球网综合报道]台当局“行政院长”赖清德三番两次主张自己是“台独”工作者”,对此,金门县副县长吴成典受访时表示,身为金门人他希望赖清德的发言能更谨慎些,以赖的身份做出“台独”宣示既不恰当且鲁莽,对两岸关系是挑战,对金门人也无同理心,这样下去更会阻断赖清德的政治之路,他担忧两岸关系会成为“对立的共同存在”。

吴成典16日接受香港中评社采访时表示,金厦自古是一家,金门乡亲都知道在大的战略上必须跟大陆合作,现在大陆实力雄厚,我们更应避免挑动对方的敏感神经。大陆18日要在泉州湾打实弹射击。媒体也说是“冲着赖清德”的,金门有能力叫大陆不要军演吗?他认为两岸都应该有所节制,不要一直往冲突的方向走去。若两岸最终武力冲突,那才真是国家民族的大不幸。

对于赖清德是否为瞄准2020,在路线上跟蔡英文有所区隔?吴成典表示,他曾跟赖清德在“立法院”共事过,他当时是民进党党团总召,我发言时赖清德也常常在场。但两人想法很南辕北辙,赖清德个性很“直”,他当了“行政院长”还会一直不断地表态,那就代表“台独”对他来说是“理想与执着”的。

吴成典说,台湾是民主自由社会,每个人都有表达自己意见的权力,但赖清德的言行不仅仅代表他个人,而是代表“中华民国”的“行政院长”。今天“若角色换成蔡英文高喊“台独”,你能想像会发生多重大的事情吗?台湾确实有人主张“台独”,但赖清德的身份与说法,吴认为“太鲁莽”。

吴成典表示,居高位者发言有时要有同理心。“台独”会不会让台湾更好?“台独”能不能成功?未来的方向,“台独”还能有多远呢?

吴成典说,当“行政院长”要演到像“自由台湾党”蔡丁贵那样,请问“院长”这个位置还能坐多久?不同的位置有时表态的程度也要视情况而定,赖清德这样表态,只会把自己的路给堵死了。

吴成典表示,这也是他比较担忧之处,4月初“独盟喜乐岛”在高雄成立,如果“台独”势力一直抓着执政党往那方向走,而且是有意被纵容的,这对台湾而言是很大的隐忧。这背后有无美国的意思?当台湾变成一种去跟大陆对抗时筹码时,身为台湾的一份子的我们难道不觉得愤怒遗憾?

吴成典观察,台湾有一半以上的百姓无所谓统或“独”,这些人对“统独”影响无深刻理解,就很容易被其它“意识型态”影响,但这些影响最终如果变成事实,很多人最后一定会后悔。因此他要不断提醒,台湾人在这个问题上不能够含糊。

吴成典说两岸一起携手是好的,以前学校都教“我们要当一个堂堂正正的中国人”,但从何时开始,在台湾高喊“我是中国人”却成了异类?他希望台湾要重新去思考这个问题,我们都希望两岸关系能够更好,或许现阶段无法走向深水区,但彼此至少要互相理解、互相提拔与支援。金门很愿意成为两岸交流与和平的媒介。

来源:中国之声

深圳市消费者委员会近日在其官方网站发布《2018年手机保护套比较试验》,深消委联合福田区消委会、盐田区消委会、宝安区消委会委托深圳市品质消费研究院开展塑料手机壳比较试验,共同对线上线下热卖的28个品牌30款手机壳进行了比较。其中,23款手机壳品质超出国际一流标准,但是,有5款手机壳检出了有毒有害物质,且检出的有毒有害物质含量超出了标准限值的要求,包括、小米等较大品牌。

据工信部《2017年通信业统计公报》显示,我国手机用户总数已达到14.2亿户,其中,75%的手机用户选择使用手机壳,时刻接触的手机壳,究竟会不会给人带来危害?被点名的品牌又做出怎样的回应?

14.2亿的手机用户,其中75%使用手机壳,也就是说有10亿多人使用。

消费者说:会买,保护手机,一般是轻便然后要好看,我现在是定制,可以印自己照片的那种,就淘宝上。

虽然手机壳最便宜的只需要几块钱,但是对于厂家来说,庞大的用户基数加上快速损耗,这个市场很可观。深圳市消费者委员会的报告中指出,全国手机壳近七成来自深圳,年产值约200亿元。

深圳市消委会消费质量比较研究部副部长周珏:我们做了消费者的调查,他们确实非常在意、关注,想知道这个手机壳的安全性,刚好手机壳的这个产业也在我们深圳集中,七成在深圳,这样一个背景下,我们做了这样一个比较实验。

项目前期调查显示,九成以上用户喜欢使用塑料保护套。塑料手机壳中可能含有大量有毒有害化学物质,而我国尚无相关的标准或法规。消费者无从得知哪些手机壳是有毒有害的,哪些是安全的。

另一方面,该行业门槛低、没有标准、监管难度大。一旦确定产品材质,即可根据手机形状开模、量产、上市。许多小厂商和山寨企业跟风扎堆,以低价劣质产品占领市场。

为给消费者提供科学合理的消费指引,推动出台行业标准,促进规范行业秩序,深圳市消费者委员会等单位,共同对28个品牌30款手机壳进行了比较,其中包括消费者经常选购的三星、摩仕、华为、品胜、苹果、小米等产品。

报告显示,这一次检测参考国际上要求较高的规范标准,包括欧盟的REACH法规、德国GS认证对多环芳烃(PAHs)的要求等。检测发现,我国市面上23款手机壳品质超出国际一流标准,201项化学物质测试中,没有检出有毒有害化学物质。花虎、浩酷两款手机壳,有一项测试检测出限用有毒有害化学物,但检出值在标准允许范围内。另外几款包括小米、苹果在内的手机壳,有毒有害物质含量超标。

深圳市品质消费研究院品质测评一部总监胡鑫:苹果手机壳多环芳烃含量为94mk/kg,限值含量为2 mk/kg,它超出标准单项限值47倍。小米手机壳塑化剂含量检出量为0.17%,限值要求为0.1%,超出了限值0.07%,天猫平台上有一款在售的悦宁牌水钻闪粉手机壳,铅含量为155000ppm,限值要求为100ppm,超出标准限值1550倍。

记者查询苹果及小米的官方销售平台,被检出问题的手机壳产品仍在在售。记者昨天分别致电苹果及小米官方服务热线。

苹果客服说:针对你这个问题,我们的官方并没有说明,就是没有表示我们这批手机壳有问题,您可以多关注我们官网的声明,如果您觉得您的手机壳就像网上说的那个样子,建议您可以致电直营店问一下,因为苹果公司是从来不会对第三方发布的说明做评论的。

小米客服说:现在在官网售卖的保护壳七天内可以退货,超过七天的无质保的。

针对深圳市消费者委员会的比较实验,小米公司公关部门对中国之声回应,“我们已关注到深圳消委发布的比较试验结果,并与深圳消委进行了联系。正如深圳消委所言,此次比较试验是参考了国外标准进行的试验。”

小米相关工作人员对中国之声表示:为避免引起不必要的误解,公司有两点说明。他们拿的是欧盟的一个标准,那个标准是适用于儿童餐具检测的标准,这个欧盟标准其实并不是用于手机壳的生产的,第二点是目前行业其实没有一个手机壳的相关的检测,但是我们的标准是通过北京市这边相关部门的检测和认定的,企业标准也是通过北京市相关部门的审查和认可,这个我们有必要出来强调,没有标准不代表我们企业就不制定一些对消费者负责的标准。

小米方面表示,小米公司按照《标准化法》的要求,对手机保护套产品制定有专门的企业标准(Q/HDXMT002-2015《手机保护套》),经北京市海淀区质量技术监督局备案,适用于手机保护套使用的场景,明确了15项测试指标,已在产品标签上明确标识,在生产中严格执行,确保产品质量合格。小米公司会与深圳消委交流分析试验结果,继续加强产品质量管控,为消费者继续提供安全放心的产品。

中国农业大学副教授朱毅对包括多环芳烃、塑化剂等在内的环境内分泌干扰物有多年的关注。她说,目前前沿研究认为,环境内分泌干扰物对人体造成伤害的可能性比较复杂,如果现代工艺已经可以将含量降低,企业有义务尽责。

中国农业大学副教授朱毅对中国之声说:剂量决定毒性,这是现代毒理学的基本法则,也就是说毒性和剂量是一个线性变化的关系,只要这个剂量足够的少,我们可以认为风险足够低,但是环境内分泌干扰物它并没有遵循线性增长的规则,以前的传统毒理学无法解释它的毒性,因此,我们应该进一步重视微量的环境内分泌干扰物可能对人造成的危害,比如肥胖、心血管疾病、不孕不育。目前工艺水平限度内不可避免的有害物质的暴露风险,经过风险评估可以接受的,我们不必放大、渲染,但是通过改善工艺,可以降低风险,是厂家的天然责任和义务。

在目前产品繁多的情况下,朱毅提示消费者选择塑料手机壳,可以通过“看、闻、摸”来进行辨别。看呢,是不要选择过于鲜艳的,因为过于鲜艳的有可能重金属镉超标的可能性,比这些作为着色剂加进去了;二是闻,不要闻到有刺鼻的气味。第三个是要摸,通常越软,塑化剂的用量就有可能越多。

原标题:中国驻多国使领馆提醒中国公民严防电话诈骗

据中国驻美国洛杉矶总领馆网站4月14日消息,近期,不少公众反映高频率接到不明电话,接听后对方播放语音录音,提示按数字键继续。由于来电显示号码与总领馆公布号码一致,希予核实。总领馆此前曾多次发布提示,告知此类电话均为诈骗电话,希望公众不要相信此类电话,不要回拨,更不要汇款。

最近情况表明,诈骗分子仍在不断变换手段,采用技术手段模拟总领馆、公检法等机关单位的任意号码(经查显示号码均与有关单位网上公开号码一致),随机、高频率拨打公众的手机、座机,用“广撒网”的方式诱骗公众上当。

我馆领事官员近日向美方通报了电信诈骗案件的情况和案例,表达总领馆关切。美警方希望公众:慎接陌生来电,对诈骗保持高度警惕;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要给陌生人或陌生账户汇款;一旦发现受骗,应立即报警,并积极提供线索协助破案。

总领馆再次提醒领区内中国公民:

一、不要相信任何不请自来的、显示或声称是总领馆等机关单位的来电,不要按其要求继续输入相关信息,或提供个人信息。

二、此类电话均系诈骗电话。遇此类电话,即便显示为总领馆公布电话号码,也应不予置理,不必按来电号码回拨确认,也不必电邮总领馆核实。

三、无论来电编造何种理由,请切勿相信,更不要按其要求汇出钱款。

与此同时,中国驻加拿大温哥华总领馆也发布类似警示。据领馆官网显示,中国驻外使领馆不会以电话录音的方式向中国公民发出通知,更不会要求接电人回拨任何电话号码进一步联系。如接到类似电话或者电话录音而又无法辨别是否为诈骗,建议挂断电话后拨打中国驻温哥华总领馆领事保护值班电话778-238-0003核实,或拨打外交部全球领事保护与服务应急呼叫中心12308热线,请求将相关信息转有关使领馆进一步核实。

警示显示,中国驻外使领馆如遇中国公民领事保护等紧急情况联系当事人或当事人家属时,一般只会约请当事人当面交谈,即使有紧急事务,也不会通过电话索要银行账户等信息,更不会要求转账汇款。

原标题:“10亿贪官”吕梁原副市长:当副职时正职拿他没办法

(视频截图)3月28日,山西省临汾市中级人民法院对张中生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视频截图)3月28日,山西省临汾市中级人民法院对张中生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受贿10.4亿,死刑。”

3月28日,落马接近四年后,因犯受贿、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山西省吕梁市原市委常委、副市长张中生迎来一审宣判。

从央视播出的庭审画面看, 时年66岁的张中生头发已经全白。当天,他身穿白色衬衫和深灰色外套,在两名法警押送下,走上临汾市中级人民法院被告席。听到宣判时,他连续眨了几下眼睛,面无表情,一脸木然。

这名副厅级官员,不但创下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官员受贿额的一个新高,同时也成为中共十八大后第一个未涉及命案而被判死刑的贪腐官员。

有“吕梁头号官霸”“吕梁教父” 之称的张中生,是土生土长的吕梁人,求学和职业生涯也未离开过吕梁。当地人称其当副县长时,县长拿他没办法;当县长时,县委书记拿他没办法;当吕梁行署副专员时,专员拿他没办法;当副市长时,市长和市委书记都拿他没办法。

《中国新闻周刊》从张中生的领导、同事、校友及与其直接打过交道的企业家处获悉,张出生在一个裁缝家庭,从政后对吕梁的发展有一定贡献,但后来贪婪成性,胆大妄为,性格蛮横,尤其是在其长期主管的煤炭领域,通过插手资源整合、项目审批等大肆敛财,与很多煤老板往来密切,编织了一张庞大而复杂的政商关系网,破坏了当地营商环境。

《中国新闻周刊》还在调查中了解到,张中生在落马后态度恶劣,拒不配合调查。

有性格,也有靠山

1952年11月,张中生出生在山西省吕梁市中阳县。在1971年行政区域调划中,中阳县西北部的十二个公社和离石县西部的十三个公社、一个镇被划出,设立柳林县,其中就包括张中生所在的乡镇。所以,张中生的籍贯也写柳林县。

张中生的一名柳林县老乡,同时也是他的中学校友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张中生父亲当过兵,部队转业后做了裁缝,为人沉默寡言、老实巴交,母亲也是普通家庭妇女。

在兄弟姐妹四人中,张中生排行老二,上有一个姐姐、下有两个弟弟。张家哥仨仕途发展都不错,二弟曾任山西省政府一位原主要领导的秘书,三弟则是一家央企下属子公司的高管。

在中阳县南街完全小学读完小学后,张中生进入中阳县东方红学校读中学。由于性格顽劣,成绩不好,初中毕业后就不再上学。

1969年,17岁的张中生来到中阳县粮食局,成为一名保管员。

现年80岁的高智广是时任中阳县粮食局党支部书记、局长,也是张中生早期的领导。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他称,张中生比较聪明,说话得体,腿脚麻利。做了一年多保管员后,张被提拔为中阳县粮食局下属的枝柯粮站站长,后来又出任粮油加工厂厂长。

1982年,中阳县粮食局为了粮油加工厂更好地发展,决定将其交给个人承包。局领导觉得张中生头脑灵活,便指定时任厂长的他来承包。

在任粮油加工厂厂长期间,张中生还被发现挪用单位资金,给岳父家修窑洞。他还多次将土粮饲料供给一位时任副县长的家人喂猪,并因此得到了这位县领导的赏识。张中生1983年调任中阳县食品公司经理后,仍时不时把单位的猪头、猪肚等当做礼品送给上述县领导。

张中生担任食品公司经理期间,该公司曾发生过一桩营私舞弊案。当时,食品公司囤积了大量猪饲料,以待饲料涨钱时转卖给粮站,赚取差价。澎湃新闻援引当时在中阳纪检机关任职的一位知情者称,此案由当年粮食局内贼案牵出。

据该知情者回忆,一天上午,办案人员来到食品公司,准备向张中生问话,但张 “十分嚣张”,不予配合。县审计局去食品公司查账时,张中生说“今天检察院来,明天纪检委来,审计局也在,这我还能工作”,说罢,未打招呼,开车扬长而去。

这位知情者称,办案人员等了一天半,也没见到张中生。不久,在县委主要领导插手下,此案不了了之。这一案件,不仅能看出张中生的性格,也能看出其当时就有靠山。

在中阳县食品公司做了两年经理后,张中生又担任过中阳县工商局局长、财政局局长。1990年,38岁的张中生升任中阳县副县长。此后,又历任中阳县委常委、常务副县长,中阳县委副书记、常务副县长,中阳县委副书记、县长;中阳县委书记。

2003年6月,张中生离开他深耕了34年的中阳官场,调任吕梁行署副专员、党组成员。1年后,张中生任吕梁市政府副市长、党组成员,分管煤炭、工业领域。2009年7月,他成为吕梁市委常委。

2013年3月,张中生到龄退休。2014年5月29日,在退休一年多后,张中生被宣布接受调查。引人注意的是,作为一位副厅级官员,他是由中纪委直接带走调查的。

多个信息源称,张中生被带走后,吕梁市召开市委常委会,内部通报了张中生的案情,并透露该案已经查实的受贿金额超过6亿元。

2016年3月6日,山西时任省委书记王儒林在全国两会上不点名地提到了张中生。他说,山西119个县市区,2015年财政收入最少的是3300万,排在后9位的9个县都是贫困县,它们的财政收入加在一起为6.07亿。“这位副市长贪腐的金额,现在查实的是6.44亿,超过了9个贫困县去年一年的财政收入。”

王儒林说,这种(腐败)不仅严重破坏经济发展,而且直接败坏干群关系,动摇党的执政基础。“如果这么发展下去,经济搞不好、上不去,而且还将民不聊生,党将不党,国将不国。”

多位知情者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张中生从中阳县委书记职位上离任时,有人深夜在他家门口悄悄摆放花圈为其“欢送”,还有多地百姓自发放鞭炮庆祝,“比过年还热闹”。

妻子为其洗钱

2015年12月,张中生一案被移交给山西。该省纪委对张中生严重违纪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随后,张中生被开除党籍,取消退休待遇,其违纪所得也被收缴。

山西省纪委通报称,张中生严重违反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为掩盖违纪事实,勾结不法商人,伪造证据,订立攻守同盟,对抗组织审查;严重违反组织纪律,未经组织批准,擅离职守,数十次私自出境等。

2016年1月4日,山西省人民检察院以涉嫌受贿罪,对张中生决定逮捕。

2018年3月28日,临汾市中级人民法院对张中生受贿、巨额财产来源不明案一审公开宣判。张中生以受贿罪被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以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判处有期徒刑八年,决定执行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法院同时判决对张中生受贿所得财物和来源不明财产及其孳息予以追缴,上缴国库,不足部分,继续追缴。

临汾中院称,经审理查明,1997年至2013年,张中生利用担任山西省中阳县县长、中阳县委书记、山西省吕梁地区行署副专员、中共吕梁市委常委、副市长等职务便利,为他人在煤炭资源整合、项目审批等事项上提供帮助,索取、非法收受他人财物,折合人民币共计10.4亿余元。张中生家庭财产、支出明显超过合法收入,其对折合人民币共计1.3亿余元的财产不能说明来源。

10.4亿这个数额,大大超过了此前传出的6.44亿元。有知情人士说,张中生一案牵涉面甚广,调查难度很大,这也是其在落马近四年后案子才宣判的一个原因。

临汾中院称,目前已查封、扣押张中生犯罪所得赃款赃物折合人民币共计8.28亿余元,包括现金、银行存款、房产、车辆等。对于其未能退缴到案的3.5亿余元其他赃款赃物,将在判决生效后继续依法追缴。

临汾中院还表示,张中生案中的其他涉案人员的行为是否构成犯罪,或是否依法追诉,将由有关司法机关依法进行处理。

临汾中院还透露,在该案的十八起受贿犯罪事实中,有两起受贿数额均在2亿元以上。他还主动向他人索贿8868万余元,其中仅向一人索要财物的数额即达6085万余元。

多位知情者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张中生受贿有一个特点,其所有的房产、企业等都不在自己名下,有的挂在干儿子名下、有的挂在司机名下。接受组织审查期间,张中生自觉受贿细节做得天衣无缝,所以拒不配合调查,无认罪悔罪表现,态度极其恶劣,一问三不知。其所有受贿事实都是被调查出来的。

在张案宣判的相关新闻通报中,有一句“同案被告人李兰俊、刘年生因犯洗钱罪亦被判处相应刑罚”。但并未提及李、刘的身份,以及他们与张中生的关系及判决结果。

多位知情者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李兰俊为张中生之妻,为中阳县政协原副主席,刘年生是李兰俊的干弟弟,曾为吕梁某银行相关部门负责人。

一位中阳县政协原常委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李兰俊早期在中阳县服务公司的照相馆工作,在张中生运作下,她成为县政协委员,又一步步成为县政协常委、政协副主席。

多位知情者称,李兰俊和刘年生因帮张中生洗钱也都获刑,李获刑五年,监外执行,刘获刑三年,缓期四年执行。

与中钢的“亲密关系”

在张中生44年的宦海沉浮中,中阳钢铁集团(下称“中钢”)是一个重要的节点。

吕梁多位政商界受访者称,中钢就是张中生的“摇钱树”和“取款机”,张中生是中阳钢厂的实际老板。

资料显示,中钢建于1985年10月,现有职工一万余名,目前具有年产500万吨原煤、120万吨铁精粉、150万吨焦、400万吨铁、400万吨钢、400万吨材的产业规模,拥有总资产200亿元,年产值150亿元。

时任中钢董事长袁玉珠与张中生关系极为密切,两人从上世纪80年代便有商业合作。

袁玉珠生于1953年,是中阳人。其从中阳县柳沟农场技术员做起,上个世纪80年代后期,与中阳食品公司联营办铁厂,当时食品公司的经理就是张中生。袁玉珠也由此赚得第一桶金,并与张中生结下“亲密友谊”。

此后,张中生在个人升迁过程中,也对中阳钢铁厂一路扶持。1992年至2015年,袁玉珠任中钢集团董事长、总经理。

一位已经退休的中阳县纪检干部曾向媒体透露,在张中生担任中阳县县长期间,时任中阳县委书记曾自嘲为中阳“第四把手”:第一把手是张中生,第二把手是袁玉珠,第三把手是与张中生关系很近的县委副书记。

多个信息源称,张中生在任分管财贸的中阳县副县长期间,便开始将扶贫款等各种专项资金拨给中钢,引起很多人不满。

当地流传甚广的一个段子是,有记者到中阳农村采访扶贫情况,问一个村民谁是中阳最贫困的人,该村民脱口而出“是袁玉珠”,原因便是“中阳的扶贫款,都被张中生拨给了袁玉珠”。

澎湃新闻曾报道称,中钢近年每年欠税上亿元,由于与县委县政府关系密切,部分以教育等公益事业投资方式代替。据其了解,上个世纪90年代末,县国税局曾要去中阳钢铁查税,被时任县委书记张中生叫停,其还通过吕梁地委领导,直接向地区国税局稽查部门打招呼。

张中生和袁玉珠甚至共同出现在同一个行贿场合。2015年,吕梁孝义市原市长王建国因犯受贿罪获刑十一年。《中国新闻周刊》查阅王建国判决书,发现王有一段供述:“2012年3月到9月,我在湖南长沙挂职锻炼期间,任市长助理,大概在六七月份的一天,袁玉珠去长沙,我和他在长沙市政府附近的一个宾馆一起吃了顿饭,还有袁玉珠的爱人,(以及)时任吕梁副市长张中生。吃完饭前或后,袁玉珠塞给了我一张10万元的农业银行卡,用卡包装着,卡包上写有金额和密码。”

多位知情者透露,张中生在吕梁、太原、北京、海南等地均有房产,其中多套房产由中钢埋单。

2016年3月6日,时任山西省委书记王儒林在全国两会上,用“胆大妄为”来形容“喜欢房产”的张中生。

王儒林称:“他在北京看上了一套1420万元的别墅,让老板专程来北京给他付款。在海南游玩的时候,看中了一套海南的房产,就让在海南陪同游玩的老板,当场出钱买下来。”

张中生在吕梁二郎坪为自己所建的别墅,因其落马已经停工。摄影/周群峰张中生在吕梁二郎坪为自己所建的别墅,因其落马已经停工。摄影/周群峰

张中生退休后为自己建的二郎坪别墅,也被指出资方实为袁玉珠,动用的也是中钢资金。

今年4月8日,《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在二郎坪看到了该别墅。这是一座中式灰瓦院落,主体基本竣工,大门用红砖填满。附近居民称,张中生落马后,该别墅也停工,内部至今还是毛胚。

与该别墅相距不远的二郎坪公园已经建成,该公园位于二郎坪山顶,内部有亭台楼阁、小桥流水。有知情者称,该公园建设的初衷,是打造为二郎坪别墅的后花园。

张中生还在中阳县雷家沟建有一处别墅。一位受访者称,雷家沟别墅在张中生落马前已经建成,名字挂在其一干儿子名下。张中生迷信风水,这两套别墅都由风水先生选址打造,暗合民谚“两山夹一沟,辈辈出阁老”。

二郎坪附近的多位居民称,二郎坪别墅区投资数亿元,与早些时候花数亿元开建的某医院工程一起,都由中钢出资建设。随着张中生的落马,二郎坪别墅和该医院工程都已停工,沦为烂尾工程。

2014年8月26日,袁玉珠因贪腐被有关部门带走调查。2015年9月2日,山西省长治市检察院以涉嫌单位行贿罪决定对袁玉珠逮捕。

吕梁“总矿长”

中阳县多位企业家接受采访时称,在张中生主政中阳时,该县有大大小小数十座煤矿,煤老板要想生存,就得时不时去打点一下张中生。“否则他一句话就可能给你吞掉”。

2018年4月,已经80高龄的高智广,因其赵盘庄煤矿被张中生关停后转给张的亲家一事,至今仍在不断举报。摄影/周群峰 2018年4月,已经80高龄的高智广,因其赵盘庄煤矿被张中生关停后转给张的亲家一事,至今仍在不断举报。摄影/周群峰

张中生当年的上司、原粮食局局长高智广,1994年卸任中阳县统计局局长后,承包了中阳县赵盘庄煤矿。他历时3年多,通过高利贷和向亲友筹借方式,耗资百余万对该煤矿进行改造。

高智广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改造完成后,该矿每天可产500吨优质煤。2000年9月,该煤矿被张中生以证件不全为由强行关停。

但不久,高智广就发现该煤矿被批给了张中生女儿的亲家刘某。高智广为此走上了举报张中生之路。如今,煤矿依然在他人名下。

中阳县另一位煤企负责人告诉《中国新闻周刊》,1998年,他投入290多万从别人手中买来煤矿,当时县里和吕梁地区的手续都批下来了,到省地矿局报批时,因为政策调整,需要回到县里重新审批。当他回到中阳准备报批时,却被告知,该煤矿的开采权已经被张中生转给了中阳县人大常委会一位前主任。

这位煤企负责人称,约一年以后,这家煤矿的开采权又划到了张中生司机的手中。“司机只是名义矿主,其实张中生是这个煤矿的真主人。”

张中生履职吕梁后,手中的权力更大了。多位受访者称,张中生到吕梁任职吕梁行署副专员和副市长期间,正好赶上煤炭黄金十年和吕梁煤炭企业兼并重组。这两个背景让分管煤炭、工业的张中生,权力达到了顶峰。当时,张中生如同吕梁所有煤矿的“总矿长”。

吕梁是产煤大市, 资料显示,在2.1万平方公里的市域中,含煤面积达1.1万平方公里。其盛产的4号主焦煤被誉为“国宝”级稀缺资源,最高价上涨到每吨1800多元,比普通电煤价格高2~3倍。曾经一度四处躲债、“吃不起大碗面”的煤老板,转眼成为千万、亿万富翁。一些年产几万吨的小煤矿,“每天能赚一辆奥迪车。”

2008年至2010年,按照山西省政府统一部署,吕梁完成了煤炭企业兼并重组工作。在这次整合中,除2户省属重点煤炭企业在吕梁办的15座矿不参与整合外,全市其他矿井由355座整合为112座。由于过程不够公开、行政色彩浓厚,这种整合为官煤勾结带来了便利。

吕梁多位受访者称,煤老板给书记、市长送礼,还不如给张中生送礼。“因为不找张中生,根本办不成事。他一句话就能决定一个煤矿的生死存亡。”

由于当时的煤炭市场形势,吕梁一些煤老板出手阔绰。《财经》曾援引一位接近山西省检察院的消息人士称,一些吕梁的民营企业家给张中生行贿时,竟然使用大额承兑汇票。

2016年3月6日,王儒林在全国两会上还提到张中生的一个案例:有几户企业投资兴办煤矿,原来计划两年半建成,这位副市长找他要干股钱。企业老板拖着没给,副市长就百般刁难,结果8年都没有建成。老板一看没有希望了,就想把在建煤矿转出去。但副市长说,“你不给干股钱,你想干干不成,你想转也转不出去。”结果,老板给了上亿元,才把煤矿转了出去。

死刑的考量

张中生的死刑判决,也成为业内关注的焦点。

《中国新闻周刊》发现,张中生也并非十八大后首个获死刑的落马官员。2017年5月26日,因犯故意杀人、受贿、非法持有枪支、弹药等罪,内蒙古自治区政协原副主席赵黎平被执行死刑。

而十八大以来未涉及命案的亿元贪官,比如云南省委原书记白崇恩、国家能源局煤炭司原副司长魏鹏远、黑龙江龙煤集团分公司原副总于铁义,均未获死刑。

张中生因何成为十八大后,首个未涉及命案而被判死刑的落马官员?山西大学法学院原院长、山西省法学会刑法学研究会常务副会长张天虹告诉《中国新闻周刊》,目前中国《刑法》中没有废除贪污受贿罪的死刑,也就存在适用的可能性。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贪污贿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规定,贪污、受贿数额特别巨大,犯罪情节特别严重、社会影响特别恶劣、给国家和人民利益造成特别重大损失的,可以判处死刑。

张中生受贿、巨额财产来源不明案一审公开宣判后,临汾中院以答记者问的形式,在其官网回答了舆论关注的热点问题。

临汾中院负责人指出,《刑法修正案(九)》对贪污罪、受贿罪处罚标准作出的一个重要调整,就是改变了过去单纯“计赃论罚”的做法,代之以“数额+情节”的规定,犯罪数额并不是判罚的唯一标准,还需要综合考量被告人的认罪态度、悔罪表现、自首、立功、退赃、索贿等诸多从重、从轻处罚情节,以更好地做到宽严得当,罚当其罪。

该负责人称,具体到本案,被告人张中生不仅受贿数额特别巨大,同时,其又有索贿,利用领导干部职权插手煤炭经营、工程承揽等经济领域,为他人谋取不当利益,严重影响了当地经济健康发展,案发后赃款赃物未全部退缴等特别严重情节,给国家和人民利益造成特别重大损失。法院综合考虑张中生犯罪的事实、犯罪的性质、情节和对于社会的危害程度,决定依法对其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另外,该负责人还称,张中生严重影响了当地经济健康发展,在中共十八大后仍不收敛、不收手,严重侵害了国家工作人员职务行为的廉洁性,败坏了国家工作人员的声誉,在山西乃至全国造成了特别恶劣的社会影响,给国家和人民利益造成特别重大损失,属于罪行极其严重的犯罪分子,论罪应当判处死刑。

张天虹认为,张中生受贿金额超过10亿,创造了新中国成立后受贿金额之最,这是其获死刑判决的一个主要原因。他说,这个庞大的受贿金额与其所处的环境有关,“但是在同样的环境下,很多官员也没有如此贪婪。”

上述临汾市中级人民法院负责人还表示,张中生案宣判时,已告知被告人如不服该判决,有权在法定期限内提出上诉。如果被告人提出上诉,案件将进入二审审理程序。如果被告人不上诉,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将依法复核审,并报请最高人民法院核准后才生效。

张天虹告诉《中国新闻周刊》,鉴于张中生涉案金额特别巨大、犯罪情节特别恶劣等因素,即便其上诉,也基本不存在改判的可能性。

山西曾是全国的腐败重灾区,吕梁又被认为是山西腐败的重灾区。

2014年8月,王儒林出任山西省委书记。到任后,他省内调研的第一站就选在吕梁。

王儒林这样解释行程的选择:“实事求是地说,有的同志建议,吕梁情况复杂,第一站最好不去吕梁。我经过认真考虑,第一站还是要到吕梁来。我觉得主要有四个原因。第一,吕梁是革命老区;第二,吕梁是腐败问题重灾区;第三,吕梁是‘天下廉吏第一’于成龙的故乡;第四,吕梁是当前经济发展社会稳定矛盾突出的地区。我们不回避矛盾和问题。”

公开资料显示,中共十八大后,山西省共有7名省部级官员落马,分别是金道铭、杜善学、令政策、聂春玉、白云、陈川平、任润厚。此外,2014年落马的中国科协原党组书记申维辰,也曾担任山西省委常委、太原市委书记。

在落马的上述名单中,有三人与吕梁有关:聂春玉、杜善学均担任过吕梁市委书记,白云也在吕梁做过市委副书记。

据不完全统计,除了张中生,吕梁市还有6位高级别官员落马,分别是市委原常委、市长丁雪峰,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郑明珠,市委原常委、政法委书记李良森,市委原常委闫刚平,政协原副主席刘广龙和孝义市原市长王建国。

在官员纷纷落马的同时,与吕梁腐败官员关系密切的联盛集团董事局主席刑利斌、大土河集团董事长贾廷亮、中钢董事长袁玉珠等商界巨头也悉数被查。

接二连三的腐败案件,破坏了当地的营商环境。一位去珠海发展的吕梁企业家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原来在吕梁经商时,他不得不花很多心思在搞好政府关系上,“否则得不到关照”。

经过塌方式腐败后,吕梁也迎来了一些积极信号。《山西日报》曾撰文称,2015年底,朔州、吕梁两市人大、政府、政协领导班子换届,由于认真落实干部工作各项政策规定,没有发生一起拉票贿选等违反换届纪律的行为,被干部群众称为“多年来秩序和风气最好的一次换届”。

来源: 中国新闻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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